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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中国梦”的前行实践者?——重访华西村的思考
2014年04月25日

周怡“中国梦”的前行实践者?——重访华西村的思考

 

【摘要】自2003年结束华西村的田野调查以来,已经10年没有近距离走进这个村庄,但在不绝于耳的各种信息中,我坚信村庄繁荣的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村民生活将一如既往。

 

记得,导师在为我的华西研究作序时曾经特别嘱咐:“华西村的研究是一个尚未结束仍在展开中的故事”,“需要在10年、20年后再访华西时寻求答案”(金耀基,2006XII)。恰10年过去,它的“集体不朽的精神理念、权威不败的村庄整合”(周怡,200627)依旧如故吗?20137月、20144月我两度重访华西。这两次访问尽管匆匆,但我没有力量去否定原先的田野判断,相反却在原有的“集体不朽、权威不败”的二重理论架构下捕获到不少新的生长点,而这些生长点深嵌于华西人的“第一村”梦里。

第一村的梦姑且作为村庄之梦而源于学大寨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那么,随建国到改革年代的市场转型再到转型后进入新世纪,华西人的梦不仅扎根在中国梦中,也在其圆梦的实践中为中国乡村的变革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引领作用。在华西村,人们可以读到四个颇带中国梦远景又不失中国特色的前行实践:

第一,改革近30年多来,华西村共同体在集体经济、村庄政治、社会整合及其文化精神等诸多方面获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功。借用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和王宁的话来说,这个成功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上应该属于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的一个奇特范例。科斯和王宁在其新作《变革中国》(2013)一书中指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是“顶层设计”主导下的试错式“边缘革命”的意外结果。政府引导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与草根推动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改革,这两种改革的共存构成了中国区别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这里,草根的边缘力量主要来自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科斯、王宁,2013210-222)。华西村作为由乡村集体企业自发发展而成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在发展层面上毫无疑问属于“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科斯、王宁,2013219),属于“边缘革命”的一个相当出彩的成功范例。但是华西村的边缘革命自始至终嵌套在“顶层设计”中,或者说,它的边缘革命从来没有远离过顶层设计。这一点可以从媒体一再追捧的“吴仁宝老书记颇具睿智的政治敏感度”作佐证。华西村的制度设计历来重视顶层设计又不失实事求是的自我安排。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分田分地时,华西村根据自身集体工业发展已占有相当比重的实际,“按中央精神办,闷声吞气工业化”(吴仁宝语),将“分田到户”改为“责任到户”,保证了集体不散;在邓小平南巡后苏南集体模式纷纷改制的大背景下,华西村依旧保持集体公有制性质,在其内部实现了多元化的分配制度;而当全国完成市场转型规划新世纪发展蓝图的今天,华西村已经率先一步基本完成了它的规模经济发展,将原本小规模的乡村集体企业上升为一个上规模的现代企业。然而,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令人惊喜的一幕是,尽管今天的华西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现代意义上的股份集团企业,但与全国其它民营企业的个体占股相比,到目前为止“村集体依然占主导的控股力量,”“集体股占90%以上”(周怡,2006302;孙海燕,2013.3.20;也见张源等,2013.3.21),同时,它也是全体村民参股的集体经济形态。这种坚持集体经济公有制的“边缘革命”,显然与科斯、王宁笔下描绘的边缘革命引发私营经济快速增长的断言有所例外。这种例外作为华西村的特色,有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一样,绚丽而不易复制。

第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曾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设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将这一目标视作中国梦的一部分,1992年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阶层化特征,看到了先富阶层、先富利益群体和新阶级群体的存在,但全民共同富裕的兑现还寄予期待和努力。自2000年以来,国家主导的“社会和谐”意识形态、十八大确定“改革收入分配格局”、“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等战略目标,其实都反映了顶层设计为实现共同富裕之梦的决心。可是,在华西村,“共同富裕”和“收入翻番”村庄梦早已实现:(1)由大约10年的一组比较数据来看,2003年华西村生产总值在109.9亿元(江阴年鉴,2004368;也见周怡,200681);到2012年底生产总值超过580亿元。随生产总值的攀升,华西人收入、翻番的事实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除此而外,户均存款数也显示了该村全体村民所具有的优越的比较利益。(2)华西的整体富裕还具体表现在集体经济让全村家家户户率先在全国拥有了小车、独栋豪华别墅、拎包入住的公寓、健身设施以及免单共享的自主餐饮等丰富的生活财富。(3)物质的富足所导播的精神充裕同样是华西人区别于他者的一道风景。在每一位华西村人身上,人们都可以看到那种布满不经意就流露的自信、愉悦和强烈的族群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表现在他们孜孜不倦的对集体经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中。即集体的共享价值观的拥有,让“华西人是中国最富有的农民”的字面里加入了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涵义。

第三,在201211月的中共中央十八大将“加快城镇化建设”列为近未来中国发展目标的时候,我们发现,华西村从2001年起就在实现城镇化的道路上留驻了前行而艰实的脚印。20016月、20033月以及20043月通过“一分五统”,华西中心村(现改名为“新市村”)先后陆续将周边相对落后的20个村庄带动起来,组建了新的“大华西”,帮助它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同时,也力图通过规划,走一条农民能够在本土上实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自1992年华西企业集团公司挂牌以来,华西村便基本告别农业,开启了完全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化发展。今天的华西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展为占地35平方公里、人口2.5万的大华西。这样的发展固然有吴仁宝老书记“一村富不算富,要全国富才算富”的精神理念,但社会学者从中看到并期待看到的是,这里将在本土上托起一个全新的由农民自主发展并颇具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如果这样,村庄梦会在中国城镇化实践里留下更为鲜活的一笔。

第四,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新部署相对应,华西村的“传承与转型”实践同样在全中国起表表者作用。2013年是华西人分外沉重的一年。吴仁宝老书记走了,华西村的发展走向给许多人留下了悬想。然而,村庄的传承早在2003年业已开启,那一年随老书记吴仁宝将自己执掌42年的村庄最高权力移交给新书记吴协恩,整个村庄权力、村庄集体经济以及精神元素就处在二代华西人的接手、传承和成长中。在10年的交叠与传承中,我们在看到华西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共同富裕目标和现实、村庄共同体的荣誉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同时,也窥探到了由二代人启动的村庄的实际转型。这个转型包括发展理念的转型(由追求GDP转为追求利税,由追求百亿企业转为百年企业)、产业结构的转型(由钢铁、毛纺等传统工业转为金融投资、仓储物流、远洋运输及旅游等服务业)、人的转型(由体力转为脑力,提升人的素质与健康)。其中,人的转型显得特别让人欣喜,这就是,在社区共同体的意义上,这个村庄至今非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反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的华西第三代人都能不约而同地返回村庄,为村庄的未来添注新鲜的活力。

 

 

参考文献

科斯、王宁,201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

Yahoo《人物声音》第90期,2003.3.24.“吴仁宝:不易复制的传奇http://news.cn.yahoo.com/yw.wurenbao

周怡,2006,《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

       学出版社。

张源、姜鹏、杨育才,2013.3.21。“吴仁宝家族占的股份不足一零头”,解放网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30321/1670050.htm 也见孙海燕:2013.3.20. 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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