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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新时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路径文化与制度并重
2014年04月26日

 【摘要】本文提出积极稳妥地进行利益格局调整,需要沿着利益的双重性格、制度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一是制度路径的调整策略。“调整”的路径依赖于利益格局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物质利益分配,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或变动,因而,制度变革与完善是利益格局调整的首要渠道。二是文化路径的调整策略。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利益群体会作为行动主体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群体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即制度预期、文化接触和文化同化三方面的差异将唤醒各利益群体的理念利益,驱动他们通过利益表达影响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减少三方面的差异,构成利益格局调整的文化路径。

 

(一)概念与思索

所谓利益格局,“意指不同社会成员间、社会成员与社会整体间在利益分配及占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化关系形态”(曹成杰等,20111)。[1]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它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各社会成员间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控制与调节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利益格局的形成和调整总伴随全面的制度变革。但以研究群体现象见长的社会学却强调: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本质上是一个既涉及各利益群体(interests group)之间关系的局部利益调整,也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与国家关系的整体利益调整。判断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就需要思考和回答:究竟什么是利益群体?什么是利益?利益格局调整与其形成之间的关联遵循怎样的解释逻辑?

首先,关于利益群体的概念,中国的“利益群体”概念与西方利益群体理论中将其视作完全与政府对立的压力群体(pressure group)是不同的。在西方文献中,它被表述为: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2]本研究的利益群体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的身份群体或区域共同体。它有别于阶级阶层的概念,仅以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为特征,在社会利益构成上显示相似性;它可能是有组织的聚合群体,也可能为非组织的松散分布群体或潜在群体(latent group);同时它还可能以区域共同体面貌出现。[3] 比如,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来自乡村区域的利益群体,其成员可以分属不同的阶层,可以散落在不同地区、行业或领域。

其次,“社会利益格局”所表达的社会成员利益的差异,不单是经济利益抑或阶级利益的差异,也是社会性利益差异,[4] 本质上它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或调整的结果。[5] 就利益格局的主体——利益群体而言,社会性利益意指群体共享的物质利益(有形可见且具有排他性的利益)、观念利益(无形不可见且与意识形态目标或价值取向相关的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享受归属感和社会化的利益)。[6] 除“社会性利益”的提法外,对利益概念作非经济拓展的学者还有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韦伯(Marx Weber)。其中,韦伯的“扳道夫”(switchmen)命题认为,利益是有社会性的,它是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s)与理念利益(ideal interests)的集合体。“物质利益”包括收入、财富、权力等有形资源;“理念利益”意指观念方面的利益,即业已形成的理想化世界观(world-view)(无形)。韦伯强调,当人的行动直接受物质利益和理念利益共同驱动时,由观念创造的、或由理想形成的“世界意象”,会像扳道夫那样决定由物质利益驱力激活的行动路线。这里,哪怕是虚幻的理想,只要被人们认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就会使人以极大的热情去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行动。相对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来说,韦伯强调人在行动前或行动过程头脑里已经形成的对物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思想。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共同支配人的行动。如果说物质经济利益属于结构解释的主要抓手的话,那么,这些内在于心的观念利益和理念利益则从属文化解释的范畴[7]。相比物质利益能够迅捷兑现为显见的资源分配或拥有状况而言,理念利益所表现的内在感受、理想及价值判断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或惰性。这种滞后逻辑——物质型利益在先、理念型利益在后——将呈现在我们建立的“双路径模型”中(见图1),即由于利益格局的形成一定先于其调整,所以物质利益一般与利益格局的“形成”相关,理念利益则同“调整”扣连。

第三,由于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发生在它的形成之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与“调整”应该有“门对门”的捷径。那么,我们可以从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机制中,得到“调整”的依据和策略,找准“调整”的方向。因而,调整路径的基本构思就分为了两大块:一是关于社会利益格局形成的分析;另一是关于利益格局调整的思路。这样,“形成”机制分析所依据或创设的理论将为“调整”指明道路。

(二)“双路径”模型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1. 利益格局的“形成”机制

按照惯常的学术关注,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或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或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或是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和比较选择的结果。[8] 其实,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通过制度安排发挥作用,进而影响物质利益分配的。[9] 市场依靠价格杠杆,推动个体或群体间的互动与竞争,导致劳动力市场制度、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等社会制度的形成,从而在“自发调节”抑或“自发秩序”中任意选择了一种社会利益格局。但需要注意到:“从来不存在真正自由而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在转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10] 政府依靠经济政策规制、制度偏好来达成集体利益抑或差别利益,达成管理绩效最大化、社会稳定最大化、政治支持最大化的三重目标。因而,不管是自下而上的草根市场制度,还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它们都是通过支配物质利益的差异来促使社会利益格局形成。

2. 利益格局的“调整”理念

社会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各利益群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利益体验,便可能会作为社会利益格局的行动者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为自身利益与市场、政府形成博弈而表现出群体高度一致的能动性。显然,这种与集体感知相连带的能动性本质上属于主观意义的文化,而不纯粹是来自物质利益的经济驱力。进而,当群体能动性外显为群体的利益表达时,利益表达本身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因为其间更多饱含的是利益群体所具有的理念利益。

之所以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当下中国转型实践中出现的利益关系的失衡,并不只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的因素所致,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需要从已有的经济结构解释之外,寻找可能的理论支点或策略路线。因而,基于文化社会学的学术立场,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主要受理念利益驱使。这样一个提出或研究视角转换,其实应和了当下国家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利益格局调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基本要求,以及“从‘物本’到‘人本’的社会转型”(曹成杰等,201115)。[11]围绕这一

市场

政府

制度

文化

制度预期

文化接触

文化同化

利益格局

利益表达

利益群体

物质型利益

理念型利益

政策规制

自由竞争

自由秩序

制度偏好

 

 

 

 

 

 

 

 

 

 周怡新时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路径文化与制度并重

 

 

 

 

 

 

 

 

 

 

 

 

 


 

1   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制度与文化分析的双路径模型

 

观点,我们拟从三个方向作理论的铺展:(1)“制度预期”[12]给了利益群体参与表达、参与整体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选择的心理价码。预期达成,利益群体间的平衡容易达致,实现稳定的利益整合;预期未实现,利益群体会因失望而亟待用自己的反抗去重建社会制度与准则,造成社会紧张。然而,制度预期本身却是由社会制度或主流意识形态给予的信息和规则所决定,人们一旦内化了这些信息和规则,就构成其制度预期,产生其理念型利益,进而支配人的行动。人们注意到,在转型中国,约束中国人行动选择的主导观念因素始终是意识形态。改革以来,保持强国家范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创新一直指导着制度创新,进而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制度预期。尽管自上而下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制度创新可以随即呼应,但制度预期一旦形成并表现为内在的理念利益后,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改革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基本为两个阶段(萧功秦,2008):第一阶段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代表”为意识形态之创新;与这些思想创新相配合的制度创新是中国成功地从再分配为主导的计划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该阶段早期,人们的制度预期大多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位依赖及其平均主义理想上。例如,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在遭遇失业后依旧渴望寻找国企工作。第二阶段以“社会和谐论”、“四个深刻调整”及“科学发展观”等标志建设安定有序社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相应的制度创新是一套围绕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而发布的社会调整(整合)制度、各类紧缩政策,以及现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而此刻人们心目中的制度预期往往还在市场经济所给予的货币利益及其竞争性区隔方面。例如,2011年开发商遭遇“限购令”政策时,并不立即采取降价措施,因为他们的制度预期在以往持续利好的房地产市场制度、在“让市场说话”的理想理念上。显然,各地的限购令政策乃基于“社会和谐论”的国家意识形态。制度预期塑造的理念型利益,作为潜藏于心的文化结构遵循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逻辑,它与意识形态创新、制度创新发生的背离或博弈关系都可能是引发各利益群体作利益诉求的直接原因。(2)“文化接触”[13]提供了利益群体参与利益表达、参与制度重建的最原初的参照路标。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在制造利益格局的同时赋予每一利益群体以不同的经济改善,但利益格局失衡的感受却来自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文化接触。在工业化、都市化及全球化过程同时发生的中国社会,文化接触既发生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都市与乡村文化的碰撞、边缘与核心区域的文化冲突、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文化差异等;也发生在作为行动主体的人际或群际之间——穷人与富人、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等。正是在文化接触中,较弱势的一方感受到自身共同体文化环境行将被吞噬、退化或解体,他们会本能地采取文化保护而做反向运动行为。例如,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虽然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当明显,但城市的新生活方式在打破村庄生活的同时,却没能解决他们在与他群接触中所处的文化退化的牺牲品地位。他们本能地选择在城里聚集居住,以保护或恢复自己业已习惯了乡村文化(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说,遍布各地的“城中村”、“村中城”等正是文化接触后的文化保护。显然,这种文化接触中的“乡村生活的城市再现”、充当其理念型利益,支配了行动者的利益表达。(3)文化同化”[14]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影响者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及利益调整。之所以在此借用“文化同化”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相信,利益群体的边界是可以跨越或渗透的,这是利益格局调整的前提条件。在协调利益表达时,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同化形式——熔炉式(melting pot)、番茄汤式(tomato soup)和沙拉式(salad),由此推导利益格局调整的可能模式。熔炉式同化是各利益群体通过利益表达,溶合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化;它属于重组利益格局的建构式调整模式。番茄汤式同化强调以主流群体为基准的同化模式,主流群体文化类似一锅番茄汤,其他利益群体只是其中的调味品或辅料;这是屈从主流社会、利益群体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模式。沙拉式同化认定,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却不会改变自己的群体归属;因而它属于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调整模式。

如此,利益群体通过利益表达,传输给市场与政府,再次诉诸制度,便完成一轮利益格局的调整或重组,同时开启了新一轮利益格局。“制度”形塑了由物质利益分配确立的利益格局,“文化”通过行动者(利益群体)基于理念型利益的利益表达对制度形成反馈,规范了利益格局的调整。

(三)双路径模型下的“调整”策略

利益格局调整的双路径解释模型,是建立在对利益格局“形成”机制的考察基础上的。在“形成”中,市场和政府通过不同的制度建构,以物质利益的差异制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利益格局。接着,社会利益格局一旦形成,作为利益格局中的行动者——利益群体便富有了参与利益格局调整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能动性是主观给予的,是社会文化的,因为它主要源自理念利益,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物质利益。然后,从“制度预期”、“文化接触”和“文化同化”三个维度可以窥探到群体能动性的源泉。正是潜在于利益群体成员内心的这三丛文化结构,塑造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理念型利益,驱动了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从而驱使他们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作利益表达。利益表达投入市场,又反馈于政府;再通过市场抑或政府重建制度,便实现了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引发了新一轮利益格局的出现。

于是,在利益的双重性格中、在制度与文化并重又互依互补的视角中,我们可以寻找若干既具有理论推演意义又不失经验指导意义的“调整”方略:

1. 制度路径的调整策略

在“市场/政府-制度-利益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制度变革理当是利益格局调整的首要渠道。怎样的制度可以有效调整利益格局的失衡?是市场制度、政府政策制度,还是民间自发互动生成的包括习俗、信仰和惯习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起作用?考虑三类制度的独立或互动式调节时,中国应该在政府继续作为的情况下,重视市场制度和民间互动所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转变,即重视市场制度以及民间非正式制度对利益格局的调节作用,通过选择性立法将其上升为正式制度。而面对“制度双规”、“增量改革”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影响,我们认为,在加强制度稳定和连续性、以稳定利益群体各方的制度预期的同时,应当从剔除转轨经济期的“制度洞”、“政治默许”、“国家俘获”现象入手,找准市场、政府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点,注重长期的制度和法律建设,以调整现有社会利益格局。

2.文化路径的调整策略

正是利益群体的能动性导致了“利益表达→市场/政府→制度→利益格局重组”,完成了一轮利益格局的调整。基于这样的构思,我们在“调整”路线上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利益群体的能动性来自何方?能动性机制的解释中是否包含格局调整的策略或路径?在依靠单纯的收入分配调整难以继续作为的情况下,利益群体在参与调整中所具有的能动性一定是来自文化的,即,正式制度预期未及、文化接触中的相对剥夺或文化保护,以及文化同化过程中的不适应等理念利益的受损,驱动了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通过表达影响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文化路径的调整策略有:(1)重视意识形态创新、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辩证关系,用长期的制度政策来调控社会利益,稳定利益群体成员内心的制度预期。(2)重视不同群体的道德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等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研究,避免由文化接触造成的群体性相对剥夺。(3)积极引导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同化,推进各利益群体同主流社会的文化融合,杜绝排斥和歧视。

3.制度-文化关联路径的调整策略。

制度被归纳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具象,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精神的主流文化部分,因而我们在说,制度本身与文化密切相关。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贯彻,制度内化于心,形成深层的文化结构,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沿着这一路数,通过对制度-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分析,可以提炼若干有利于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具体策略及政策。例如。充分重视意识形态(包括媒体宣传)、社会思潮、精神文化以及传统中国文化对物质利益、理念型利益的支配作用,建立起较为稳定、统一而适合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逐步消除因急剧变革而出现的“思想真空”、“道德失范”及“信仰危机”等现象。



[1] 曹成杰等:《经济转型与利益格局调整》,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

[2]Joel S. Hellman and Daniel Kaufmann,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State Captur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38, No 3,2001, p5-8; Mancur Olson, The Logid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bert Salisbury,Interest Representation: The Dominance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78(1), 1984, p64-76;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Alfreda. Knopf, Inc., 1951

[3]李强:《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载《新视界》2008年第5

[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2001.

[5]李培林:《新时期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载《学术界》总第82期;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Robert Salisbury,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The Dominance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1), 1984, p64-76.

[7] 文化的界定请参见周怡:《文化社会学的发展:概念、关系及其思考》载北京:《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

[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2001 Charles Wolf, Markets or Government: 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9]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uglas C. North,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2001, p6.

[11] 2.

[12]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2001.

[14]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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