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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温州六案例分析
2014年04月26日

【摘要】作为一篇研究简述,本文用六个个案研究反映了改革以来温州民间及其民营经济区域结构变迁的大致路向和创新,对改革转型实践做出了些许前瞻性的预测。基本的研究发现是:改革以来的温州实践并非属于中国道路的例外,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这就是,呈现于经济改革成功案例中的“国家-社会”共存互依的双强合作模型,这种结构模型是国家-社会互动或博弈后的正和双赢关系的体现,是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的结果。

 

2007年起我们走入温州田野,考察社会转型期市场、政府、民营企业在基层社会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关系。其意义在于:最先以“温州模式”著称、最先脱离再分配集体化道路而领市场经济之先的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经历30年的改革实践之后,它的地方经济的繁荣及整体富裕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焦点(Fewsmith 2012Tsai 2007;马津龙 2001史晋川等 2002;郁建兴 2004杨美惠 2009)。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温州经济的崛起完全归于自发的民间力量,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始终被当作温州市场转型的实际行动者、发动者和主导者;而将温州政府归为“无为”、“缺失”或“隐退”的弱势。显然,这种看法与西方学者强调的中国改革为“顶层设计”、“政体持续”的说法不相一致,也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提法不吻合,温州因而被推为中国模式的例外。那么,温州真能例外吗?市场、政府抑或民间社会在温州发展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三者如何关联?这些构成我们温州研究的主要关注议题。

六七年过去,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社会事实”叙述温州故事,由此考察地方市场制度如何在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秩序及其环境中生长和创新的问题, 检讨不同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 第一是计划再分配体制下温州民营经济萌芽的事实;第二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温州苍南龙港的“农民第一城”建镇事实;第三是近年来市场体制下温州民营企业党建制度的发生发展事实;第四是民营经济发展对于政府政策资源的寻求和依附的事实;第五村庄祠堂重建及祠堂剧表演的事实;第六是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的事实。表面上看“六个事实”的行动主体都着重在民间,理论上它们作为私有化的行动载体,创造的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组织而与市场直接契合的新资源, 并充分表征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逻辑。但我们研究发现每一事实的显现都与制度拟定者及运作者——温州地方政府紧密关联。因而这项研究在六个社会事实抑或六案例的分析中,分别直面与政府相关的权力、与民众-政府相随的关系和与市场相连的利益,由此探讨国家-社会关系。

第一案例讨论最早萌芽在计划再分配体制下的温州民营经济, 在所有制概念下论及温州地方制度: 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如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秩序中萌芽生长。作者通过具体的实证资料分析, 地方主义、“庇护与依附以及社会自组织三大命题向人们展示了早期民营经济制度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具体来说, 地方主义命题主要分析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 行政命令和经济计划三个维度上对温州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能力(权力) 。庇护与依附命题, 从温州最先开创挂户经营供销员模式两大地方制度特色入手, 验证通过庇护和依附关系官员和民众都能获得利益的假设( 关系、利益) 。社会自组织命题则强调改革开放前,民营经济制度能够在强势的计划再分配体制下诞生和发展, 必须向社会寻求资源, 建立起以市场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网络。温州的民营私有制经济之所以能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因为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易和民间集资三个领域建立起了自身独特的组织模式(利益、关系)。分析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三个命题上对于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际影响之后该研究认为: 国家对于地方社会控制能力薄弱,以及地方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强,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制度得以生存的主要原因。

第二案例探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发生在温州的“中国农民城”的建镇过程, 在走本土城市化道路的语境中谈贯穿其间的种种地方制度的突破,如最早的建镇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和农转非农的户籍制度。围绕行动者利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拟定三个层面,研究在无法绕过地方政府权力的背景下, 在收集一手田野资料的基础上, 建构并验证了一个“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其基本结论是:发生在改革初期的一个曾经被文本喻作“自下而上”的农民建镇的城市化过程,实际镶嵌“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因为:(1)在资源利益的摄取方面,参与其间的行动者是地方政府官员、专业户和农民的集合体;(2)在建镇动员与响应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间存在的双向互依关系构成行动者之间的强关系结构;(3)在制度诉求或建构方面,地方政府对来自民间利益的庇护和依附贯穿于建镇过程的始终。

第三案例在与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对话中下谈论2000年以来党组织制度对民营经济的楔入。通过对比温州三民营企业的经验资料, 作者指出: 相比党的领导在计划经济时代或在公有制企业可以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想当然地获得合法性来说, 由于所有权不同, 党组织对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实施其领导和管理企业的基本制度, 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党组织制度与民营企业的目标及性质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张力和矛盾。 通过正式制度无法在民企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一个吊诡是: 党组织不得不有意识地回避制度空间,在非制度性范围内通过两种途径的努力----争取“有位”和“有为”----去建立其在企业组织中的合法性。所谓“有位”,是指党组织在企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地位,参与到企业结构的实际运行中;所谓“有为”,是指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处置具体的事务。如果这一案例中党组织代表政府\民营企业象征基层社会的话,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话语中, 我们阅读到的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路径可以被选择在制度之外。

第四案例以“政府政策”为切入点,从温州的政策资源对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寻求政治资源的努力,来重新评估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中的地位。研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线索。自上而下的线索考察温州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对民间经济的意义,主要从改革开放早期温州政府为民营经济能够蓬勃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在温州模式的成熟转型期政府政策对私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以及失去政府资源支持保护而走向衰败的企业这三个方面展开故事描述,阐明政府的政策对温州经济的重要性。自下而上的线索则着重描述企业怎样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打交道,来争取政策资源,主要选取了商会、企业家参政与非公企业党建、聘用下海官员三条路径,从私营企业的角度来反应民营经济对地方政府的依附。最终用实证资料验证“温州模式”的形成不能离开温州政府,温州也并没有脱离中国的宏观背景,地方政府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五案例通过对温州夏村祠堂的重修过程和祠堂戏剧仪式的深度描述,试图从传统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人际互动中的集体情感、地方精英的作为等维度,去探究民间的乡村社会在后毛泽东时代原有的村集体行政力量被削弱之后,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如何整合的议题。尽管这一案例着重强调的是村落民间自组织的力量,但在围绕老人协会所主持的祠堂故事里我们发现:在乡村急剧的转型中普遍出现的由地方精英操持的祠堂重建和祠堂戏剧,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而自组织的传统文化活动,对恢复村落人际互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人际整合仅限于仪式发生的时空现场及其在场群体,村落整体意义上持续的共同体整合已经逝去。这种逝去与市场化大潮、农村城镇化道路有关,也与当地政府在这类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的的整体缺席大为相关。

第六案例借助韦伯的双利益驱动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设,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主问卷调查,分析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内在驱力及其差异。基本的研究发现包括:(1)企业主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均能对捐赠行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2)不同信仰在捐赠方向、形式和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差异凸显了不同信仰的选择与不同利益之间的亲和性;(3)企业党组织作为外在于企业主权力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进而影响慈善捐赠,但这种影响有限。显然,这一研究案例用民企捐赠的事例及其数据呼应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特色。在上述研究结论中,两种不同理念并存的事实以及它们共同推动慈善捐赠事实,印证的是来自国家政府一贯坚守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理念和来自民间自发产生的宗教理念的共存及其作用;而两种不同信仰点拨不同的捐赠渠道,继而表现公开化、奖励方面的差异,以及党组织对企业主理念作用的影响等,都让我们确证与“顶层设计”相关联的中国政治依然对民间社会行动起不可忽略的支配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民营经济中有所限定,因为民营企业主在接受外来的制度安排时握有相对自主的权力。

六个案例尽管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不同的发生在温州的社会事实, 但不约而同关注国家-社会关系命题。也尽管第一案例、第五案例强调国家权力的退却、民间力量的自组织, 第二案例、第六案例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强强依附, 第三案例、第四案例着重在党组织、党的政策作为国家形象对社会的渗透过程, 但我们于此看到了不同时期不同事件所折射的国家-社会的相互盘缠抑或相互交织的关系结构, 此消彼长又可能相辅而行: 一方面社会中的国家” (state-in-society, Migdal 1994:2)从来没有在温州地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中退场;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力量的民营经济(民企和农民)也从来没有丢弃过对政府保护、政府资源的期盼。

因而,六案例提供给本课题项目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改革以来的温州实践并非属于中国道路的例外,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图1所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这就是,呈现于经济改革成功案例中的“国家-社会”共存互依的双强合作模型(Zhou2013,这种结构模型是国家-社会互动或博弈后的正和双赢关系的体现,是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的结果。它的存在提醒人们注意到:在市场转型的中国,当我们看到社会力量发生的同时,国家抑或政府依然镶嵌于社会,它取地方化的形态而表现地方化的力量;而当我们看到国家主导社会的同时,今天的民间社会力量已经不可忽略,它以相对独立而自主的力量成长在与国家或政府的博弈、依附和合作中。

周怡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温州六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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