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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2014年05月08日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如何有效推进社会建设时,借鉴了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理论解释。一方面,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 社会建设 西方理论 普遍性 特殊性 中国经验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脉络
    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是第一个提出恢复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学家。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各异、所作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之初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
    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学的大本营也移师美国,有关社会建设的理论探讨不但进一步学科化、具体化,而且在先前的经典社会学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等不同范式(Ritzer,1975;周晓虹,2002)。
    社会事实范式包括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两种最为流行的理论流派,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着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着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除了社会事实范式以外,其他几大理论范式同样在解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理想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其实,在上述有关社会建设的纯理论社会学探讨之外,从现代社会学诞生甚至更早的时间起,直接面对社会重建之难题的经验研究也从未停止过。无以数计的政府官员、慈善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独立从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职业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者,“都在探讨如何建构和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都依赖通过经验知识获得解决之道”(Timasheff&Theodorson,1976:87)。
    从孔德开始,近二百年来有关社会秩序重建的观点在社会学中一直未能成为绝响,而这林林总总的有关社会建设理论的探索表现出的一个总的趋势,用成伯清的话说,即是“从乌托邦走向好社会”。 虽然“好社会”的到来仍然待以时日,但却使得全球化时代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二、普适性与特殊性:西方理论的应用限度
    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在经典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除了“传统-现代”这对理想类型以外,另一对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叙事语境中广为应用的概念是“国家-社会”(state-society)。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以及市场的关系,在多数社会学家看来是社会建设的制度层面的核心。
    那么,这种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究竟是否具备某种普适性呢?对此,我想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普适性的基础在于:(1)西方人或由西方人组成的西方社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社会的人类群体之间,除了可以肯定的差异以外,一定也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或普遍性。(2)近代中国的转型与西方世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从农耕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型而已。(3)在漫长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早期西方社会曾广泛出现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也先后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且普遍性和严重性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最恶劣时期。
    但是,承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它就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及其所依赖的一般社会科学叙事,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其普遍意义的。事实上,这套话语体系及由此形成的政策逻辑和治理技术,因为下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且现代化转型一直困难重重的东方国家来说,同样具有内在的特殊性。
这样看来,在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毫无疑问,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借鉴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但另一方面这种借鉴并不是没有应用限度的,我们可以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应用限度。
    中国社会建设的特殊性或者说与西方社会建设的差异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全盘或单纯地“移植”或“借用”西方现成的社会建设理论与经验。如此,借用或考量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是探索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的理论任务之一,如前所述,它也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觉承担的一种历史使命。

三、探寻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思维探索,研究、分析与吸收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尽管具有独立自成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但其更为现实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则表现为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解读,为中国社会建设提供更为广阔的设计思路和政策依据,同时探索出一条既能够与世界现代化的常规道路接轨,又符合我们自己国情的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种国家的宏观战略选择,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届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偶然,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或李友梅所说的“新改革共识”。 将“社会建设”提上执政党和国家的发展议程,与中国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所选择的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自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中共中央,2006:3)。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或所谓中国经验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其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那么如前所述,这些矛盾和问题势必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重点,以及解决问题和矛盾时所可能面临的制度瓶颈。我们认为,清楚的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我们就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先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这是我们当今应该着力的重点。应该说从改善民生入手来界定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现阶段的重点,是非常准确的。再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问题,这是我们当今应该把握的核心。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依旧刚性十足的社会体制。其实,说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瓶颈,归根结底是因为:一方面正是这些体制弊端阻碍了社会建设向前推进,成了我们实现建设和谐社会这场伟大战役的攻坚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体制弊端所具有的刚性特点带来了攻坚的难度。
    寻找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的社会状况,着力解决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同时努力突破影响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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